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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9月27日，北京怀仁堂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正在举行。二十一岁的田桂英坐在人群中，既兴奋，又有些忐忑。她来自铁路一线，平日和机车、煤铲打交道，面对众多代表和国家领导人，反倒不知该把手往哪里放。 前一天献旗时，她因为激动，连准备好的祝词都没有完整说出，只剩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有人笑她像个孩子，她表面跟着笑，心里却憋着一股劲：自己能开大火车，不能总被人当成娇弱姑娘看待。 这股倔强，并非临时起意。 1948年，大连机务段提出招收女司机。消息传开，许多男职工并不看好，认为女人干不了这份活。田桂英没有争辩，她盯着墙上一张苏联女司机的照片看了很久。那身沾着煤灰的工作服，让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驾驶机车并不是男人的专利。 报名那天，她十九岁。报名表被她悄悄压在家里的木箱底下，生怕父母反对。那时铁路工作辛苦，女司机更是新鲜事，谁也说不准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田桂英却认准了一件事：既然有人能做到，她也要试一试。 训练很快给了她答案。 投煤是女学员必须过的一关。机车运行时，司炉工要不断把煤送进炉膛，动作既要快，还要保持节奏。铁锹一下一下落下，煤块砸在炉口，热气裹着煤尘迎面扑来。手掌磨破了，手臂抬不起来，也不能停。 田桂英和同伴们用毛巾缠住手臂，再加一层帆布，尽量减轻摩擦。她们在平地上反复练习投煤，逐渐追上男工的成绩。机械原理、行车信号、技术规程，也被一条条背熟。有人累得直掉眼泪，可第二天照样准时出现在训练场。 1950年3月8日，大连站前广场人头攒动。由女司机驾驶的机车启动时，汽笛声穿过广场，围观群众爆发出一阵欢呼。新中国第一支女司机班组由此受到广泛关注。对田桂英而言，这不是一次表演，而是数月苦练换来的资格。 同年“五一”前后，她们承担了运送劳模代表的任务。列车驶过沿线，不少群众站在铁路桥旁、土坡上，只为看一眼女司机驾驶的机车。田桂英后来回忆，那些目光里有好奇，也有检验。她们必须用安全记录说话。 四个月安全行车、节约燃煤五十多吨，三万多公里的运行里程，成为这个班组最有分量的答卷。田桂英明白，女司机要站稳脚跟，靠的不是一句“妇女也能行”，而是每一次瞭望、每一次制动、每一个准确的信号判断。 怀仁堂里的那次握手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 会议期间，周恩来注意到这位铁路女工，示意工作人员把她叫到身边。周恩来和她聊了几句，又让她去向毛主席敬酒。田桂英不太会喝酒，周恩来便说：“少喝一点。”这句话让她放松了不少。 走到毛主席面前，毛主席问：“能开火车吗？”田桂英点了点头。又问：“会喝酒吗？”她摇头。毛主席笑着说：“那就少喝一点。” 敬酒之后，田桂英主动伸出手。握手时，她忽然把手指收紧，像平日握住铁锹那样使了几分力。毛主席察觉后笑道：“你脾气不小啊！”田桂英没有退缩，心里那点因失态而产生的窘迫，也随之散去。 这句话并不是简单打趣。一个年轻女工，能够驾驶蒸汽机车，靠的是胆量，更是长期训练形成的硬本领。她用力握手，或许正想证明，铁路上的姑娘并不只是被表扬的对象，也是真正承担任务的人。 1952年，田桂英再次见到毛主席。毛主席认出了她，问：“真的能开大火车？”她回答说，愿意把火车开到朝鲜前线。毛主席没有让她贸然前往，而是告诉她，把本职工作做好，同样是支援。这个回答，点明了铁路运输在战争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。 此后，田桂英没有停留在荣誉上。三八号班组解散后，她进入唐山铁道学院学习，后来取得工程师资格，回到沈阳铁路系统从事技术工作。驾驶台上的经验，成为她改进设备、分析故障的重要基础。她的身份变了，钻研铁路的习惯没有变。 1985年离开工作岗位后，她仍不愿把日子过得松散。1997年，她曾到北运河一带参加义务清洁，往返路程很远，依然坚持弯腰捡拾废纸。有人问她何必奔波，她只说：“腿脚还行，闲着难受。” 2007年，田桂英乘坐高速列车，坐在前部车厢里。列车速度不断提升，她看着车内设备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么快的车，当年想都不敢想。”从煤烟弥漫的蒸汽机车，到现代化高速列车，她亲历的并不只是车速变化，还有中国铁路技术和劳动者队伍的不断变迁。 2021年，年过九旬的田桂英写下“奋斗百年路，红心永向党”十个字。有人问起当年握手时是否真的对毛主席“不满”，她爽朗地回答：“不满？只是想告诉他，姑娘家的手也硬。” 特别
